中國經濟失衡根在儲蓄率過高

中國經濟失衡根在儲蓄率過高 對沖工具多為治標

　　伴隨著資本市場的進一步升溫，關於宏觀調控下一步的討論也漸入高潮。各方觀點雲集之中，央行的態度當然尤為引人注目。

　　5月10日晚，中國人民銀行發佈了《2007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認為，我國當前經濟增長動力強勁，國民經濟將繼續較快發展。報告在充分肯定宏觀調控效果的同時，也認為當下經濟結構問題依然突出。

　　對當前經濟運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報告認為，“主要是經濟增長速度偏快的趨勢有所加劇，固定資產投資存在反彈壓力，貿易順差繼續增加，流動性過剩依舊。”而在此背後潛藏的是“更深層次的經濟結構問題”。

　　5月8月，江蘇銀監局局長周忠明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用“經濟失衡”一詞概括了經濟結構問題的核心。

　　周忠明坦言，經濟結構問題“根子出在儲蓄、投資、國際收支這三大塊中，儲蓄率過高、投資局部過熱、國際收支不平衡，是越來越棘手的問題，越遲解決越難解決。”

　　周忠明明確提出了包括減稅、擴大社會保障覆蓋範圍及改革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在內的多項政策建議。

　　目前的對沖工具多為治標

　　《21世紀》：你所指的中國經濟失衡有哪些主要表現？

　　周忠明：從表像上看有四點。首先，經常性項目與資本項下雙順差較大，國際收支不平衡矛盾加劇。其次，國家外匯儲備不斷攀升，外匯儲備資產風險較大。第三，銀行流動性過剩。第四，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偏大，國內資產價格上漲，宏觀調控任務艱巨。

　　《21世紀》：就流動性過剩問題，央行一直搭配使用公開市場操作和存款準備金等對沖工具，大力回收銀行體系過剩流動性，2007年以來四次上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共2個百分點。此前也有消息稱，財政部將發行特別國債來回收流動性。你如何評價這些對沖工具的效果？

　　周忠明：在我看來，央行的對沖工具，以及未來的特別國債和對出口的控制，多為一些治標的措施。

　　央行回收流動性將起到兩個作用。首先，如果央行收的多一些，市場利率相應也會上升一些，而如果商業銀行自身流動性少，則相應會控制對境內的貸款，從而抑制境內的投資。但是另一方面，抑制了境內投資，更多的產品選擇出口，同時國內市場利率提高又會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導致外匯流入更多，轉一圈又回來了。

　　所以，這些對沖工具的實際效果是有限的，而根子就在於中國的儲蓄率太高，美國的儲蓄率過低。中國的儲蓄率太高，不是老百姓儲蓄率過高，首先是政府儲蓄率和企業儲蓄率持續走高。

　　儲蓄率不降下來，不是刺激投資，就是刺激出口，只有這兩條管道。所以要治本，治本是要在治儲蓄率過高的根子上下功夫。

　　《21世紀》：從經濟失衡的表像過渡到儲蓄率過高，中間的邏輯鏈條是怎樣的？

　　周忠明：首先，投資和信貸增長過快都是流動性過剩的後果之一，而流動性過剩主要又來源於國際收支不平衡導致的外匯儲備不斷攀升，央行被迫投放大量的基礎貨幣。那麼，又是什麼導致國際收支失衡呢？

　　一般的分析都從貿易角度入手，認為外貿出口過快。但有一個問題沒有回答，貿易本身是既成生產力和市場流通的一個反映。是什麼造成我們有大量的資源輸出並形成這樣的貿易順差？貿易本身並不回答這個問題。

　　其原因是國內的需求不足，企業根據資本逐利的原則，去尋求國際市場。從1990年代後期就提出要擴大內需，為什麼效果不明顯？

　　一開始大家將原因歸結于老百姓不肯花錢。實際上，這種觀點似是而非，近幾年消費增長是比較穩定的，社會零售額的增速在10%以上(注：央行報告顯示，今年第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2.1萬億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2.5%，增速同比提高0.3個百分點)。

　　那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一方面有大量的資源投入，另一方面國內需求又不足？其實，真正的需求沒有增長反而儲蓄率增長越來越高的國民經濟部門是政府和企業。

　　政府儲蓄率持續走高是主因

　　《21世紀》：你談到政府儲蓄率持續走高，而大家可能普遍感覺到，政府也是負債經營，地方都反映是“吃飯財政”，為什麼宏觀資料與實際反映有差異？

　　周忠明：近幾年政府真正的收入管道在不斷拓寬，財政預算收入只占了其中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傳統上，我們只計算財政預算收入，這是不準確的。目前，政府收入一般有三部分，一是財政預算收入，二是政府部門非稅收入，三是土地轉讓收入。就江蘇省來說，2006年一般預算收入1600多億元；有專家估計政府部門非稅收入在1500億元左右，非稅收入已接近一般預算收入；而包括拍賣和協議轉讓在內的土地收入有1000億元左右。由此可見，一般預算收入還不到三部分收入總和的一半。

　　一方面收入管道拓寬，另一方面，近幾年，財稅收入增長速度超過GDP的增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來越高。

　　另外，由於還有一些不包括在財政收支核算範圍內的部分。所以，單純從財政收入看政府儲蓄率還不夠準確。不過，政府儲蓄率持續走高的趨勢是明顯的。

　　《21世紀》：你在一份研究報告中稱，企業儲蓄率走高相當程度上是政府儲蓄率走高的結果。如何解釋這種現象？

　　周忠明：由於政府沒有完全從競爭領域退出，很多地方政府通過搭建企業平臺進行投資，政府收入並未真正全部用於公共財政支出，而相當部分用於競爭性行業，用於其他的投資轉移。結果是政府部門儲蓄通過投資轉變成企業儲蓄。

　　另外，除了壟斷行業的高利潤引致的高儲蓄率，我們的國有企業不用上繳利潤，助長了企業積累的增長。雖然企業資金狀況不均衡，但總量上，企業儲蓄率也在攀升。

　　《21世紀》：高儲蓄率反映了哪些深層次問題？

　　周忠明：社會儲蓄分為居民儲蓄、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根據IMF的估計，2004年中國的居民儲蓄只占GDP的16%，而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分別占到了23%和11%。這三類儲蓄的增加都反映了經濟的深層次問題，

　　首先是社會保障、住房、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部分的改革滯後導致了居民預防性儲蓄的增加。其次，國有企業稅費改革後，不給國家分紅，大量的企業利潤留在企業內部。而民營企業由於金融體系的不發達，獲得資金的難度較大，為了未來的發展，大部分需要靠自己的積累，所以出現資金窖藏。最後，政府收入相當部分用於了投資，從而也抑制了全社會的消費能力。

　　首先要減稅

　　《21世紀》：你個人有何政策建議？

　　周忠明：首先是減稅，特別是個人所得稅，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擴大個人所得稅階差。

　　國家此前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但不是從調節儲蓄與消費的關係入手，而是其他角度。如所得稅合併，是為了內外統一，公平競爭，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國內企業的稅賦。

　　此前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至1600元，確實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不夠。目前，個人所得稅增長還是很大，沒有扭轉這個趨勢(注：今年一季度個人所得稅增長25.2%)。

　　在稅收上，國家還要採取更有力的措施，經過總體測算，調整和降低整體的名義稅率。特別是降低個人所得稅，不是對富人降低，而是中等和中等收入以下的居民都不要納稅。其次是擴大個人所得稅階差，原來的階差太小，沒有真正反映收入差距，反而工薪階層成為個人所得稅的主力。

　　《21世紀》：如果減稅，老百姓免稅的錢是否又會變成儲蓄？

　　周忠明：啟動居民消費，要消除居民的後顧之憂，即擴大社會保障系統覆蓋面和完善義務教育體系。只有這樣，居民才能花錢。

　　擴大社保系統的覆蓋範圍，當然不能過快，因為這個是能上不能下的，避免西方福利國家政府負擔過重的問題，要穩步推進。

　　對個人來說，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住房。需要改革現行城市住房市場制度，啟動農村住房市場化進程。現在的城市住房制度是中高收入階層的住房制度，沒有考慮中下收入階層。而經濟適用房在現在的制度設計中容易造成尋租。另外，今後的城市住房制度設計必然將農民工及其家屬包括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