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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上漲會壓垮中國這座“世界工廠”嗎

李長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後,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勞動經濟學。
  ⊙主持人:鄒民生 樂嘉春

  

  製造業出現局部困境不能簡單地歸咎於工資上漲

  主持人:近來,有關中國製造企業陷入經營困境的報導時有耳聞。有分析人士將這種現象歸咎於工資上漲等原因。有人甚至認為,勞工工資增長過快已對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構成了威脅。二位怎麼看?製造業的困境與工資上漲是不是有很大關係?

  

  賴德勝:目前,我國部分製造企業面臨經營困難,這是事實;而職工工資不斷上漲也是事實。但就此認為這兩者之間存在必然關係,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還不能這麼說,都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先看我國製造業情況。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製造業的快速發展是我國經濟實現騰飛的最大動力。可以這樣說,製造業是中國經濟30年保持近兩位數增長的重要“法寶”之一。

  統計資料顯示,2006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達到10956億美元,首次在總量上超過日本,躍居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製造大國。目前,我國製造業的總規模已位居世界前茅,在國際上的比較優勢非常明顯。

  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製造業目前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比如在廣東省,來自工商部門的資料表明,2007年年底,廣東省港資製造類企業比2006年同期縮減1.3%。外資撤離廣東等地的風潮正暗潮湧動。更讓人吃驚的是,有少數外企甚至躲開監管而偷偷撤資。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而讓人深思的是,這些撤資企業幾乎都打著勞工成本太高致使企業無法承受的名義。他們聲稱,日益高漲的勞工成本是企業無法承受之重。雖然我們並不完全贊同他們的觀點,但由於工資上升引起的企業用工成本提高,進而對他們的生產經營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也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

  李長安:從企業管理角度看,在勞動生產率不變的情況下,職工工資的上漲會增加企業的成本負擔。但是,一味地把企業經營狀況不好歸咎于工資成本壓力,這種理由是不充分的。我認為,勞工成本上升使得中國製造業陷入困境的說法並不完全正確。成本上升只是導致部分製造企業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但並不是決定性因素。進一步分析,這主要有以下幾大原因。

  首先,職工工資的上漲,基本上屬於一種恢復性上漲,是對長期以來工資過低的一種糾正。而部分製造企業出現工資上漲壓力與企業的工資管理失當有關。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一份報告,2000年至2006年,我國居民總收入平均增長速度為11.2%,工資平均增長速度為11.6%,但同期財政收入的平均增長速度為19.1%,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平均增長速度達到25.5%。

  與此同時,從2001年至2006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1.5%下滑到40.6%,營業盈餘及固定資產折舊的占比從34.5%上升到44.8%,生產稅淨額從14.1%上升到14.6%。這說明什麼呢?

  其次,我國製造業在世界生產鏈條中處於低端,本來利潤就很稀薄,所以工資上漲給企業造成的壓力就顯得尤為沉重,這和企業競爭力的培養以及這種競爭力是不是有持續性有關。

  比如我國多年來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品生產國和出口國,但據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統計,目前我國紡織業的平均利潤率僅為3.9%,而且該行業大多數企業利潤率連1%都不到。其結果,國內紡織企業中,每六家就有一家虧損。企業盈利能力底,必然對包括工資成本上升特別敏感。

  最後,一些外資企業轉移,考慮更多的是綜合投資環境,而不僅僅是勞動力成本一項。

  投資環境包括自然環境、經濟環境、政策環境、制度環境和法律環境等等。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投資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特別是最近幾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外匯儲備的不斷攀升,傳統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正在讓位於注重出口與進口協調的綜合型發展戰略。

  而我國在引進外資策略上,一改過去通過各種優惠政策、不加區別引進的做法,開始通過一系列法律法規加以規範,這對製造業向高端發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充沛低廉的勞動力仍是製造業的比較優勢所在

  主持人:一些製造企業把工資上漲看作其經營困難的主因,這確實有逃避其經營責任的嫌疑。反過來也證明,部分企業靠壓低工人工資的辦法,甚至長期以來把工資壓到了非人性化的地步,這樣的企業撤走也罷。因為,企業不從改善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角度,來提高自己的競爭力,終究是要被淘汰出局的。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勞動力情況怎樣?是否依舊豐富而廉價?是否還是中國的比較優勢所在?而工資上漲是否會動搖我國製造業的發展根基?

  

  李長安:中國製造業的快速發展是充分發揮比較優勢戰略的充分體現。

  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人多,勞動力便宜,同時又稀缺資本。正是基於這樣的基本國情,我國最早得到迅速發展的就是以“三來一補”為主要特徵的加工製造業,這也是一種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

  30年的經驗證明,這種發展戰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如今,製造業作為我國的支柱產業,其增加值占我國工業產值的近80%,從業人員占80%以上;國內生產總值的約40%、財政收入的50%、外貿出口的80%。

  但歷史也證明,與工資上漲相比,低工資對企業的危害更大。勞工工資長期處於低水準狀態,並不符合企業穩定發展的要求,反而會損害企業的長期競爭力。

  首先,會惡化勞資關係。低工資的直接後果是誘發工人喪失工作積極性,產生“偷懶”行為。為了防止工人偷懶,企業勢必使用各種監督措施,少數甚至採取“強迫勞動”的非法行為。這樣的結果是,企業的監督成本不可避免地大大增加,而勞資矛盾也只能更加尖銳,糾紛不斷。

  其次,會損害企業的效率。在低工資制度下,企業不願意支付職工培訓費用,而許多職工又無力自費參加培訓,致使我國勞動者的素質難以得到迅速提高。於是,我國雖號稱“世界工廠”,但由於勞動生產率低下,長期處在世界生產鏈末端,只能賺取微薄的加工費。

  再次,會導致跳槽頻繁。低工資難以提高工人對本企業的忠誠度,人才流失嚴重。許多企業別說留住人才,甚至普通工人也難以挽留。比如自珠三角的“民工荒”,雖原因很多,但工資低下是其中的主因,卻勿容質疑。

  最後,會使縮短企業壽命。有研究表明,歐美企業平均壽命是40年,但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不到3年。國外像福特這樣的“百年企業”數量眾多,且大多成為跨國巨頭;相比之下,“百年企業”在中國卻屈指可數,能夠越做越大乃至跨國經營的更是稀少。

  賴德勝:目前我國的工資上漲原因比較複雜,對製造業的影響更需要從多個角度進行審視。

  除了職工顯性工資上漲外,我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還體現在最低工資標準的不斷提高上。而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則是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個誘因。從本質上來說,社會保障也是一種收入。近幾年來,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取得了飛速的發展。無論是在對職工保障的範圍上,還是在保障水準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解除廣大職工“後顧之憂”的同時,企業的社會負擔不可避免地會有所增加。

  按照制度設定,我國社會保險的綜合繳費率為40.8%,其中企業負擔29.8%。實際費率遠比制度設定得要高。比如,養老保險的制度設定費率為28%,企業負擔20%。但在一些地區,僅企業負擔比例已經達到或超過28%。一些企業對社保負擔沉重的抱怨也就來源於此。

  不過,即便如此,我國勞工的成本依然存在著很大的比較優勢。看待中國的勞工成本,不僅需要從縱向的角度來看,還需要從橫向的角度來比較。

  事實上,中國目前的工資水準不僅在絕對額上要大大低於發達國家,甚至在增長速度上也不及一些發展中國家。可見,中國的勞工成本實際上依然處在一個比較低的水準上。

  比如目前美國勞動力的平均小時工資接近18美元,既使是最低工資標準也接近每小時6美元;號稱“福利國家”的德國工資成本更高,目前德國西部工人工資是平均每小時27.87歐元,而東部地區是17.37歐元;即使是在和中國處在同一發展階段的墨西哥,其平均小時工資也達到4美元。

  而目前中國製造業中農民工的小時工資絕大多數連1美元都沒有。而以中國平均工資數來評估,在製造、建築和服務業,中國勞工的小時工資只有印度勞工小時工資的60%至80%。

  

  提高勞動生產率是增強“世界工廠”競爭力的必然選擇

  主持人:應該看到,勞工工資上漲對我國傳統製造業的發展確實提出了新的挑戰。如何去應對這種挑戰呢?在當前就業形勢嚴峻、通脹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如何去規避勞動力成本增加與企業發展的矛盾呢?

  

  賴德勝:從積極意義上說,增加工資可以有效地提高製造業工人的勞動效率。經濟學中有一個效率工資理論,揭示了勞動者工資水準與工作效率之間的關係。該理論認為,如果支付給勞動者比市場更高的工資,企業反而能取得勞動總成本最小、利潤最大的效果。

  支持該論點的理由有很多,美國經濟學家大衛o羅默列出了四個最重要的因素:更高的工資能增加工人的食物消費,改善工人的營養狀況;更高的工資能提高工人的努力程度;更高的工資能提高工人其他方面觀察不到的能力;更高的工資能培育出工人對廠商的忠誠;在宏觀層面上,增加工人工資,可以提高他們的消費能力,改善他們的消費結構。這對當前走出當前消費不足的經濟困境無疑具有較大的現實意義。

  面對當前的經濟形勢與工資上漲帶來的問題,我認為現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儘快消除制度上的資訊不完全和不透明,讓內外資充分瞭解我國繼續大力發展製造業的信心和決心。

  此外,加快製造業升級改造步伐,提高製造業的盈利能力和市場競爭力,是應對工資成本上升最有效的方法。不過,這裏有一個問題必須引起注意,那就是製造業在升級改造過程中的技術選擇,依然必須從中國勞動力豐富這個比較優勢出發,認真處理好產業升級與擴大就業的關係。

  這需要做好兩個方面工作:一是努力提高勞動力素質,加快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邁進的步伐,為製造業技術升級改造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本基礎;二是選擇適合中國比較優勢的適用技術,切忌在技術選擇上一味地追求高精尖,儘量發揮投資吸納更多勞動力就業的能力。

  當然,儘快形成製造業由東部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產業梯度開發路徑,是延續和保持我國製造業競爭優勢的有效辦法。

  李長安:增加居民收入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目前我國工資上漲的社會壓力很大,居民對漲工資的預期強烈。如何防止工資上漲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同樣應該引起調控部門的關注。

  據統計,去年全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長17.2%,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上年增長15.4%,均大大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這也是近些年比較罕見的現象。此外,隨著新勞動法的頒佈和社會保障覆蓋面的日益擴大,工資上漲的強制力正在逐步形成。

  因此,在保證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的同時,我們也必須關注工資成本上升過快給製造業乃至中國經濟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一方面,按照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如果勞動和資本是可以互相替代的,那麼當勞工成本上升的時候,企業主就更傾向於用資本替代勞動,從而減少就業人數。在當前我國就業壓力日益沉重的情況下,擴大就業的戰略目標就會很難實現。

  另一方面,工資成本的上升正在成為物價上漲的又一潛在因素,工資上漲對物價上漲的壓力同樣不可忽視。有關研究表明,目前我國企業人工成本的總水準每提高10%,產品的總成本就會增加3%左右,對物價指數的影響大約有1.5%。

  因此,我認為,在當前通脹壓力條件下,“漲工資”絕不是“一漲了之”那麼簡單,而是應該把核心工作放在努力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上面。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既讓大多數國民實現漲工資的願望,又可以避免工資與物價出現螺旋上漲、加劇通貨膨脹的雙重目的。

  對我國製造業而言,面對工資上漲已成為未來趨勢的確定預期,向現代製造業轉型就成為不可避免的選擇。這其中,以資訊化改造傳統製造業是一條有效的出路。借助資訊技術改造傳統製造業,不但是提高製造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必由之路,也是促進整個製造業產業水準提升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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