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人看中國改革開放30年

　（一）改革開放帶來經濟騰飛

　　俄羅斯《獨立報》2008年1月29日刊登了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主任研究員雅科夫·貝格爾有關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評介文章。該文題為《中國：沒有圍牆》。文中，貝格爾指出，中國實行改革開放 30年了。中國偉大作家魯迅的夢想實現了：中國不再用磚頭加固將其與其他民族隔離開的長城。30年來，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方針與建立市場經濟的方針並舉，中國的內政和外交相互促進，相輔相成。中國在積極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世界也在某種程度上被"中國化"了。

　　政治穩定、廉價和勤懇的勞動力、各類政策優惠將大量的外國企業家吸引到這個國家：起初是來自港臺地區的同胞，然後是美國、歐洲、日本和韓國的大公司。他們在中國站穩腳根後，開始生產日益優質和工藝日益複雜的全球知名品牌，這些商品很快充斥了中國國內以及各大洲國家的市場。

　　外國投資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還不到3%，但它們確保了其大部分的對外貿易和五分之一的國家財政收入。外資企業共有員工2800萬人，占城市工作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兩個世紀前這個頭銜還屬於英國。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這個進程更加快了。今天，中國的摩托車產量占世界的五分之二、空調占三分之一、洗衣機占四分之一、電風扇占四分之一、電冰箱和化纖產品占五分之一。

　　急劇增長的出口拉動了整個經濟的發展。外國企業家帶來了現代化的工藝和先進的管理經驗，這些又為民族資本所利用和借鑒。30年來，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速無人能敵--年均10%以上。國庫得到快速充實。中國外匯儲備達到天文數字--1.5萬億美元，人均超過1000美元。這還沒有把擁有不少黃金外匯儲備的香港算在內。得益於此，中國在1997至1998年重創許多亞洲國家的金融危機中經受住了考驗。現在，中國還抓住機會向國外輸出資本，購買其感興趣的不同經濟領域的境外企業資產--在國內能源和原料極度短缺的情況下，這顯得尤為重要。

　　沿海城市的面貌日新月異。現在，這些地方的城市建設、公共事業和居民福利與發達國家的都市已經不相上下，當然中國內陸地區還遠遠達不到這樣的水準。

　　（二）、所付出的代價

　　貝格爾認為，儘管中國想盡辦法使全球化帶來的益處最大化，並盡可能降低其負面後果，但也無法完全避免負面效應。

　　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增加了它對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依賴程度，加劇了市場行情急劇波動時的政治經濟風險。這種依賴性是以外貿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衡量的，近年來這個比值不斷增長，已經數倍於日本、美國和印度。

　　出口帶動的經濟增長還給周邊環境造成壓力，耗盡本就不夠充裕的自然資源---土地資源、水資源、植物資源和能源。中國融入全球化正好趕上世界經濟結構調整時期。先進國家倚賴知識和技術密集型和低能耗產業，將高能耗和環境污染企業遷往國外，包括中國。今天，外國投資者還在繼續向這些企業投資。

　　中國對於出口產品，甚至高科技出口產品的生產投資，大部分僅限於組裝和簡單加工個別零部件或進口原料。這種性質的出口並不能促進自主科技創新。提供大部分出口產品的外企，其許多關鍵技術依然對中國保密。因此，隨著大型外國公司的進入，中國擺脫技術上落後於發達國家的局面這一希望還遠未實現。

　　而在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方面，摩擦正在加劇，這是由於就業崗位的爭奪和對日趨匱乏的原料和能源來源的競爭。一些國家的企業對廉價中國商品的湧入越來越抵制。幾十個國家對中國展開反傾銷、反補貼和反貿易保護主義的調查。

　　同時，中國國內對跨國公司獨霸國內市場的擔憂也在加劇。另一方面，外國公司只在東部沿海地區開展業務，這進一步拉大了這些地方與中西部地區在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水準上本就懸殊的差距。

　　這一切促使中國探索另一種較少依賴出口、較多依賴內需的經濟發展模式。但為此需要大幅提高居民收入，首先是農村地區的居民。中國領導人今天還致力於發展本國創新能力。在出口產品中用“中國創造”代替“中國製造”。民族資本應當在出口中發揮主力作用。對於違反環保標準的企業，國家將採取最嚴厲的措施。

　　（三）、“中國奇跡”的內在原因

　　俄羅斯經濟學家亞歷山大·斯米爾諾夫2007年6月8日撰文指出，大多數人把中國的經濟奇跡歸功於鄧小平實施的廣泛改革。但中國不是唯一從計劃經濟轉向事實上的市場經濟的國家。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蘇聯和東歐國家這些前共產黨國家沒有一個像中國那樣經歷巨變。中國在其轉型過程中做了什麼？中國所做的與其他前共產黨政權有何不同？

　　第一，中國經濟改革走的是循序漸進式道路，而不是休克療法。經濟自由化最初只是在經濟特區內推行和試驗。在此基礎上積累了一定經驗後，才被推廣到全國範圍。這不僅推動了改革政策的實行和提高了成功率，並且大大減少了由於政策失敗而演變成為全國性災難的可能性。

　　在改革初期，計畫和市場經濟在中國並存。實行價格雙軌制，成功地防止了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不具競爭力的行業突然崩潰。

　　第二，保持政治體制不變。1949年以後，中國建立起一個高效、清廉的多級政府機構，控制權牢牢掌握在共產黨手中。這造就了一個和平、有序的社會，而這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政府機構完全支持經濟改革措施，在各方面予以支持，以確保改革順利實施。自1979年以來，中國政府的行政開支比例穩步攀升。相比之下，從1989年到1996年，俄羅斯的“普通政府”經費實際減少了約2/3。這導致俄執政能力遭到大大削弱，法律和秩序幾乎蕩然無存，犯罪率急劇上升。另一方面，蘇聯解體後俄政府機構的傾頹，不僅扼殺了企業和人力資本發展，也造成無數科學家和專業人士移居西方和以色列。而中國強有力的政府機構在創造一個有利於增長的環境中起到關鍵作用。

　　第三，實行明智而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國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政策就是考慮到了其豐富的勞動力。出口退稅被用於刺激出口增長。高速經濟增長在民主和集權社會均可發生，因而政治自由不是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的必要因素。經濟增長來自于那些投資於人力和基礎設施、鼓勵競爭、保持強有力的國家機構和一直堅持合理政策的國家。

　　（四）、“中國經驗”被認可和借鑒

　　中國改革幾年後,前蘇聯和俄羅斯也進行了經濟改革,可是出現的結果是蘇聯解體，俄羅斯陷入災難，俄羅斯人民付出了沉重代價。因此，儘管我國改革開放事業中存在這樣和那樣的問題和困難，並且中俄兩國國情不盡相同，但是俄羅斯朝野各政黨對我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仍十分關注，對我國所取得的成就讚歎不已，千方百計地認真研究分析和學習借鑒，希望從中國的實踐中找到自己快速發展的途徑。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 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米哈伊爾·季塔連科曾表示，作為俄政府的“智庫”機構之一，該所向政府提交了有關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研究文章多達數百篇。

　　事實上，“中國道路”與普京力推的俄羅斯改革聯繫在一起已不算什麼新聞了。早在2004年9月16日，俄羅斯著名政論家特列季亞科夫在官方媒體《俄羅斯報》上發表文章《普京的選擇就是俄羅斯的選擇》，對普京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作出評論時指出，普京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標誌著普京要全面摒棄上世紀90年代西方國家設計的發展模式，學習中國發展模式。

　　俄學者斯特羅卡尼認為，普京經濟改革的政策演化來自中國經驗。他在《政權》週刊上說，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經驗，在普京這裏得到了很好的發揮。他認為，普京提出的將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的做法就是從鄧小平理論中得到啟發的。鄧小平關於和貧窮作鬥爭，同時採取不尋常的社會保障措施，將重點放在本國的科學技術，又注意吸收外來資本和發明以及發展出口生產，同俄羅斯的現實也是相符的。普京對鄧小平有關大國在實現改革飛躍時保持政治穩定的思想也很贊同。俄羅斯經濟改革在很多方面都是借鑒中國的經驗。

　　俄政府官員對“中國經驗”的借鑒意義從不諱言。2005年7月，俄羅斯議會批准《俄聯邦經濟特區法》後，經濟特區管理署署長日丹諾夫曾公開表示，俄在建設經濟特區時將主要借鑒中國經驗。2006年，俄最高仲裁法庭主席安東·伊萬諾夫也公開稱，俄羅斯司法界對中國司法體系中有效的管理經驗、應對經貿立法變化及知識產權問題等經驗相當感興趣。

　　當然，由於中俄國情的巨大差異，以及俄羅斯曾經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全面轉向西方的痛苦歷史，都讓其在發展道路的選擇上多了一份慎重。
　　（資訊來源：駐俄羅斯聯邦經商參處子站）